我考过这样一个交规题目：某段高速公路限速60，而你上路时发现车流速度为70，你应该开多少？我们大部分人的惯性思维应该是60，但在我考的那个地方，正确答案是70，因为开60 就会妨碍其他车辆。我觉得：这才是交通管理思路的人民主体、群众路线：因为广大的司机群众一致认为在当前路况下，70是可行的。警察不抓超速吗？也抓，抓的是那种在车流中左冲右突、对其他车辆构成威胁的。在这种管理思路下，路是顺畅的，车是安全的。
      但如果很多摄像头在等着你，如果限速又一会儿110、一会儿50、还可能40，如果一超就拍、一拍就罚、甚至一年不能开车，那么，本来应该全力关注路况的司机就会全力紧张着“哪里有摄像头”。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：慢悠悠开着车、后面跟着一长溜的是“新菜鸟”；看到摄像头就刹车、一过拍摄点就加速的是老司机。拥堵、追尾、闹心、路怒等等，也就成了另一种“新常态”。陈旧的限速思路，过多的限速设施，不光是我们新老司机的忧患，也是交通安全的隐患，如果处理不好、还可能成为政民关系的后患。我们建议，至少可以在以下几点上改进：
      第一点是国家法规，对法规，要原原本本，不能各取所需。法规和实施细则还是很科学、很均衡的，兼顾了安全和效率。比如，限速要参照“85%点位”，也就是按照85%的司机都不超速来设定限速，如果要设立拍照点，你要先测速、统计，如果85%的司机开的是70公里及以下，你就应该限70公里、而不能更低。但查了好多限速点公告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数据，我问过一些交警和管理部门，他们也不知道有这个规定，刚才我在会堂门口还问了两个交警，他们很睿智，说让我“找宣传部门”。又比如，某一个测速点拍到超速车数量大、或群众投诉意见多时，说明限速可能不合理，应调研论证、报批后调整，但在现实中这种例子却往往被说成是交通管理的“工作成绩”，有些地方的成绩是：车辆超速在交通违法的占比80%以上，被拍过的司机占比90%以上！这肯定不是法规的初衷！对驾驶员要普法、我们要维权啊；管理部门更要不折不扣地落实，不能“凡是能增加罚款的就雷厉风行，凡是会减少收入的则能拖则拖”。
      第二点是理念。各种研究、测试和实际观察证明：车速并不是越慢越安全，而是越和车流速度接近越安全，所以，“十次事故九次快”不科学，“宁停三分不抢一秒”更应当丢回解放牌大卡车时代去。 “该快不快就不对”、“跟着走最保险”，才是既顺畅、又安全的。因此，从宣传、考试、制定交管措施等各个方面，都要贯彻效率和安全同等重要的理念。我有一个同事在国外考驾照，从30英里的路段转到50英里路段，加速慢了一点，考官就请他下车了。这样考出来的司机，才不会开妨碍交通的“蜗牛车”。
      第三点是限速标准，限速要有依据，不能随心所欲。对于高速公路，依据就是设计速度标准，因为整条路都是按这个标准建的。但我们有时见到，好好的一段高速，突然来了一个70公里的限速，一了解，这个位置曾经有一台超载大货车出过事故、死了人，所以就加了限速，这不是“一人生病、大家吃药”吗？对于其他路段，依据就是前面讲过的公安部规定的“85%位车速”，以后每个增加的测速点都应该测定这个数据，公示这个数据。另外，限速不能频繁变，一会儿120，一会儿60；也不能突然变，一从高速下来、马上限速40！频繁变、突然变，是追尾事故的重要原因。
      第四点是测速设备，抓拍点的安装不能太任性。公安部规定是很明确的，只能装在“通行秩序较乱、交通事故较多或存在较严重交通安全隐患的路段”，而我们看到的，常常是装在“路况较好、车容易跑起来、司机又不容易发现的路段”。一段很直的的高速、穿过一个人行天桥、天桥背后往往装着一个摄像头，很难让人没有“钓鱼执法”的联想。而一旦装了，就要明确提示、反复提示，特别是移动测速设备不能藏起来，前不久报道过的粤西某市“躲在树丛里、涂了保护色”的测速设备就属于执法犯法。另外，现在有些路段实施了区间测速，使司机既合理控制车速，又无需频频刹车、影响安全，这是好东西，应该逐步把定点测速合并为区间测速。
      第五点，还是要考核导向。我们广东的交警绩效考核量化、细化、信息化程度是全国最高的，但在几百个指标中，除了内勤指标，其余的基本都是处理违法、事故的，有一项指标甚至叫做“处理365类违法行为”，而与交通效率有关、保证交通顺畅的指标则几乎没有，这种考核导向，难免“越管越堵”。必须尽快把交通顺畅作为重要指标纳入考核体系，纠正“只管死不死人，不管堵不堵车”的心态和做法。同时，坚决制止个别地区依然存在、或变相实行的“罚款指标”。
      我国已基本进入“轮子上的社会”。对道路、交通的管理，体现的是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。路通，才能人和；车顺，才能心顺。习总书记提出“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”，我们的公路，更应该成为党群关系、政民关系的“连心路”，绝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“堵心路”。谢谢大家！